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经济学必须有一个大发展。为此，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必须克服。
第一，正确处理继承、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深化改革的过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许多是“老祖宗没有讲过的”需要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健康的倾向，一是“老祖宗讲过的”、被实践证明是普遍真理、基本原理的东西，给掀翻了，不要了，并以此为时髦，自诩“突破了禁区”，“填补了空白”。实际上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败坏了学术风气，影响极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要发展的，不发展，会僵化，会失去生命力。但是，发展必须以坚持为前提。因此，必须认真读马列，研究马列主义，首先搞清楚马列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之所在，并要很好地坚持它。另一种不良倾向是，一提坚持马克思主义，便照抄照搬马克思在一百年前所作的具体结论，或者干脆将本来是今天才出现的新情况往马克思的有关论点上去套，声称马克思早就解决了这些问题，似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任务压根儿就不存在。经济学说是在不断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体现自身价值的，也是在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改革开放的今天，既给经济学大显身手搭建了广阔的舞台，又给它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不能错过这一经济学大发展的良机。
第二，科学地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二十年前，我们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较少，排斥多于借鉴。西方经济学虽然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但其中不少东西是研究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经济规律的，不少东西属于市场经济共有的规律。在西方，市场经济已有很长的历史，发展趋于成熟，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也比较丰富、成熟，对于我们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是很有借鉴价值的，应该认真学习、消化、吸收。但当前，另一种倾向更值得注意，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或者对我国当前极为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作一系列“假设”，来一个“抽象”，设计出精致模式，运算出一摞子“对策”，想以此轻而易举地化解各种经济矛盾，解决各种经济问题，达到“祛病强身”的目的。对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东西，采取消化、吸收、借鉴的态度是正确的、有益的，但绝不可盲目崇拜，特别是不可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学现成的结论来“指导”、“剪裁”中国的经济实际。这一点，连西方经济学大师科斯都承认，学习西方经济学也有不利的地方，因为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私有制的。
第三，正确对待应用研究。经济科学的研究和其他科学的研究一样，也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顾名思义，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是源头活水。对基础研究重视是完全应该的。但当前的倾向是，对应用研究重视不够，甚至错误地认为，基础研究是科学家的事，应用研究是实际工作部门、同志的事；基础研究高于、重于应用研究。这一错误认识，在科研成果的评定等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充分。这对解决当前现实经济生活的重大问题不利，对深化改革不利，对经济科学自身的发展也极为不利。经济科学中，应用性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而且其比重会不断增大。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特别强调，社会科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战后，就连西方发达国家都加强了应用研究。当前，除了经济学之外，传统科学，如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等，向应用方向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综合研究发展使应用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因此，要使经济科学得到重大发展，必须在加强经济科学基础研究的同时，强化应用研究。
第四，正确对待自然科学与经济学的联盟。直至今日，经济学研究中，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这从硕士生、博士生和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所写的学术论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实际上，经济学要得到大的发展，脱离自然科学是不行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离开对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研究怎么能行？拒绝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经济学进行研究怎么能行？离开对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的研究，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科学成了宗教、神学的婢女。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颜面扫地，萎缩不前。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封建首先是把自然科学当作自己的“同盟军”并从中寻找武器的。战后，主张自然科学和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交融、协调发展的呼声甚高。实际上，列宁早就强调：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也同样强大。实践已经证实，今天，这一潮流更加强大。经济活动是有普遍联系的，在国际经济一体化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经济科学只有和自然科学相互交融，相长相生，形成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向学科、综合学科，才能得到突破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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